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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安东

 

苏增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军即出兵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共有16个国家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直接参与侵朝战争。
  为应对朝鲜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提早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题词
  十三兵团在安东集结待命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以第13兵团(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及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并决定组建新的第13兵团司令部,由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任命洪学智为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指示:上述部队于8月5日前到东北南部的安东(今丹东)、凤城、本溪、辑安(今集安)、通化、辽阳、海城、铁岭、开原等地区完成集结。
  第13兵团司令部的军列由广州经武汉于8月4日抵达安东,由赖传珠政委率领的兵团机关进驻镇江山(今锦江山)南麓的山上街21号。
  8月14日,邓华、洪学智等人在沈阳开完会,乘火车于晚间到达安东第13兵团司令部。不久,解方、杜平、韩先楚也到达兵团司令部。洪学智当时对13兵团司令部的印象是:“我们到了安东,就住在了镇江山下。镇江山下有4座小楼,很漂亮,很精致。也不知是日本人盖的还是资本家盖的,前面两座是一个样式,后面两座是另外一个样式。邓华住在了后面的一座楼里,我和赖传珠住在前面的两座楼内,后面空了一座,以后彭总住了。前后楼中间是几排平房,兵团参谋长解沛然(即解方)和兵团司令部机关被安排在平房里。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和兵团政治部住在了山的另一面。”
  8月26日,中央军委指定第13兵团领导机构统一训练东北边防军。13兵团在安东待命期间,主要任务是对部队进行宣传、动员、训练、备战,调查了解鸭绿江两岸的地理状况,分析研究朝鲜战局,为入朝参战做好准备。
  8月28日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解方、杜平等人在一起讨论目前朝鲜战局等问题,一直议论到下半夜。第二天,这几位兵团领导又在一起商议军机大事。31日,兵团又召开了党委会议,统一认识。会议结束后,拟出了一份《关于对朝鲜战局及作战等问题的报告与建议》。正式文稿形成后,文末署名为“邓、洪、解,一九五O年八月三十一日”。兵团司令部的这份给中央军委的有分析、有预见的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司令员的重视,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9月25日,中央军委考虑赖传珠的身体状况,批准其离职休养,由邓华兼任政治委员。入驻在安东镇江山麓山上街21号的13兵团司令部,便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设立在保家卫国最前线的抗美援朝指挥部。
  彭德怀在安东运筹帷幄
  1950年9月15日,侵朝美军在仁川登陆。30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10月1日夜,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军武(后改名为柴成文),正式向中国提出请求援助朝鲜。当天晚上,毛泽东得知了这个消息,连夜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讨论朝鲜战局,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2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援朝问题。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携带由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名的求援信到达北京,当面呈交毛泽东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
  10月4日上午10时,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乘中央从北京派来的苏制伊尔—14飞机从西安机场起飞,同行的有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人。下午专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彭德怀乘轿车直达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天上午,彭德怀继续参加政治局讨论出兵朝鲜的会议。在会上发言的多数同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总在听了其他同志发言之后发言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彭德怀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称赞。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日,彭德怀及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秘书,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龚杰,机要参谋海欧,俄语翻译毛岸英和几位苏联同志,从北京西郊机场乘坐伊尔—14型飞机飞抵沈阳。东北局秘书长华明等人将彭总及随行人员接到和平街一号交际处。8日夜,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向彭德怀说明了当前敌军进攻情况和朝鲜人民军现状,并转达了金日成首相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出动的意愿。会谈后当晚,朴一禹回国。
  9日,彭德怀在沈阳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主持召开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确定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要求十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会后,邓华向彭总提出:“原来中央决定先派两个军过江,现在看来力量太小,兵力不够,形不成优势,是不是考虑四个军一起过江?”,洪学智补充说:“美军飞机已多次飞到鸭绿江地区侦察、扫射,一旦美机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困难了。”彭总认为这个意见很好,答应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当天晚上,邓华、洪学智,以及13兵团的其他领导乘车返回安东。
  10日,彭总致电中央军委:“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四个军、三个炮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当晚,彭总急电毛泽东:“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首相面商解决。拟明日(11日)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随即,彭总率由北京和沈阳抽调的工作人员于当晚乘火车赴安东。深夜,彭总在行驶的列车上组建了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选举毛岸英为党小组长。
  11日上午,彭总一行抵达安东,在第13兵团司令部听取邓华、洪学智等作的敌情汇报,研究敌军动向及我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地点。当天,彭总收到毛主席的回电。
  “彭并告高、邓:十月九日、十日各电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由华东调一个高射炮团于十月十四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彭总告诉13兵团的领导同志,毛主席来电同意我们提出的四个军一起入朝的意见。邓华和洪学智又提出,即使是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根据我们的分析,由于我军的火力弱,与敌人的火力相差太悬殊,歼灭美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两个军;歼灭南朝鲜一个师,我们需要一个军。因此,还需要向中央建议赶快增加部队。彭总说:“你们这个意见很好,13兵团虽然战斗力强,但兵力毕竟有限。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其他部队应该继续赶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接着,邓、洪二人又向彭总提出,“们这四个军开到前面去后,谁维护后方呀,没有部队维护后方,后方供应怎么保障呢,应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总认为这个意见考虑周到。不久,中央很快确定宋时轮司令员率领的第9兵团昼夜兼程赶上来。
  12日,彭总同邓华、洪学智等研究部队分三路过江入朝后的行动路线、作战方案和特别要注意隐蔽的问题。同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安东,在13兵团司令部,他向彭总、邓华、洪学智等通报了朝鲜战局最新情况和敌我双方的态势。
  当天晚上,彭总正要过江入朝与金日成会见时,接到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你的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不久,彭总和邓华等人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二十时”
  当天晚上,彭总乘火车离开安东,13日晨抵达沈阳,随后和高岗同乘专机飞往北京。
  13日下午,彭总和高岗参加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出兵朝鲜的紧急会议,就前苏联提出“空军没准备好,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问题进行反复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不论有多大困难,中国也必须出兵援朝。随即彭总电示邓华等“出兵方案不变”。
  15日,彭总乘专机从北京飞回沈阳,当天晚上和高岗、朴宪永等一起乘火车赴安东。
  10月16日,彭总和高岗在安东主持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彭总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并根据朝鲜战场的敌情、地形和我军的装备情况确定了第一时间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作进一步动员,指示各军、师要分级召开干部战士动员大会,立即准备入朝作战。志愿军各部队在出国前夕普遍召开了庄严的誓师大会。
  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彭高,并告邓洪韩解:(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十八)日当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十八)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
  17日夜,彭总和高岗乘火车离安东去沈阳。18日上午,二人乘专机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听取周恩来介绍去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情况。鉴于斯大林虽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飞机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但毕竟答应给中国军事援助,毛主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多大困难,志愿军援朝不能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应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没有前苏联空军掩护,我们仍出兵入朝参战。随后,毛泽东指示彭总先通知邓华、洪学智: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当天晚上,彭总奉毛主席的指示,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致邓华、洪学智等人的特急绝密电报:
  “邓洪韩解并告贺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师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日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十九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廿一时”
  19日拂晓,彭德怀同高岗由北京西郊机场乘专机返回,9时左右到达沈阳,立即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人宣布志愿军于今日黄昏开始分批过江入朝。
  19日下午,彭总从沈阳乘里—2型飞机,由苏联空军四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护航回到安东。在第13兵团司令部,他召集兵团的领导开会,传达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接着又就各部队的入朝路线作了最后的确定:第40军从安东和长甸河口过江;第39军紧随其后从安东和长甸河口过江;第42军从辑安过江;第38军尾随42军从辑安过江。会后,彭总又匆忙来到鸭绿江边视察,再次指示即将过江的部队,过江后要夜行晓宿,隐蔽行动,注意防空,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并指示要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便于部队迅速过江。
  傍晚17时,彭总带领军事秘书杨凤安和警卫员郭洪光、黄有焕,乘坐由刚调来的比较熟悉东北山区地形的年仅十九岁的东北籍小伙子刘祥驾驶的军绿色苏式嘎斯—67吉普车,驰向安东鸭绿江桥,后面紧跟一辆由通信处长崔伦带领的电台车,卡车上坐着两名译电员和三名机要报务员。不开车灯,不鸣笛,车队越过正在鸭绿江公路桥上急行军的第40军第120师第360团先头部队,率先驰过鸭绿江桥。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军事统帅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身先士卒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
  第13兵团领导送走彭总一行,又按照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彭总的战略意图,进行了反复研究,明确我军入朝后的作战方针。要求各部队在开进途中始终保持战斗姿态,随时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为了达到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要求各部队采取夜行昼伏,严密伪装,封锁消息,控制电报通讯等措施,以隐蔽我军的行动和意图。兵团领导将作战部署研究妥当,电告各军、师并报彭总后,已是黄昏,各领导便分头随部队出发了。
  23日,第13兵团收到毛主席发来的电报:
  “邓洪韩并告彭: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时可到,望即告。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十七时”
  邓华当即决定:今天晚上按预定计划从长甸河口过江。黄昏,一列长长的车队,满载着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和警卫团的干部战士,沿着鸭绿江北岸,向长甸河口前进。兵团司令部的车队按时到达长甸河口。邓华、解方、杜平下车,同当地的地方干部与兵团留守处的同志们告别,兵团司令部的车队开上早已架好的浮桥跨过鸭绿江。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车,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随第13兵团司令部的车队一起,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赴朝。
  彭德怀称赞“安东是座英雄城市”
  1952年4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4月12日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彭总的职务由陈赓代理。彭总病愈后,7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6月11日,陈赓奉命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由邓华代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29日—11月3日,彭总在安东主持空军联席会议,勘察辽东半岛沿海地形,研究防备美军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的方案。11月2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致电邓华等志愿军领导,立即着手反击美军登陆的准备工作,以预防敌人从我翼侧登陆,配合正面进攻。此后,彭德怀司令员从沈阳乘专列到达安东,乘车来到山上街21号楼辽东军区招待所,召开重要的军事会议。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等高级将领们从朝鲜前线乘车赶来参加当夜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研究部署抗击美军可能在朝鲜西海岸登陆的作战计划,那晚会议整整开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彭德怀乘车视察了后方指挥所。彭总在安东的第四天清晨,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他顺山路向镇江山上走去。他们边走边说话,登上了一座高坡,彭总站在那里环视安东市容。彭总感慨地说:“安东这座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对抗美援朝的贡献可不小啊!多少中华儿女从这里出国,多少作战物资由这里输送过江,多少支前民工从这里奔赴战场!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曾多次轰炸这座小城,然而,安东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安东是座英雄城市。”
  这天上午,彭总又分别与几位副司令员谈话,然后那几位副司令员分头乘车返回朝鲜战场。那天傍晚,彭总乘车离开了安东。
  1953年6月19日,彭总离开北京,路过安东赴朝鲜。7月28日,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8月2日,路经安东回国。8月11日,中国人民政协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联合在北京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胜利归国大会”。
  (本文转载自《党史纵横》增刊2013年第7期,作者为沈阳铁路局丹东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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