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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纪念馆筹建经过

 

唐庆雄

  1986年6月,我(笔者)调任丹东市文化局副局长。在分管的诸多工作中,最棘手的事就是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工作。
  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是在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的关怀和支持下,于1984年3月13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批准的。同年10月11日,省计委对丹东市计委《关于扩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设计任务书》的报告批复是:“同意在丹东市振兴区桃源街志愿军指挥所原址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建筑面积为8000平方米,总投资控制在600万元以内。”这时,实际资金已到位671万元,其中解放军总后勤部资助200万,省政府和国家计委各拨款200万,南京军区资助50万,成都军区10万,兰州军区1万元。市计委主任说,该项目批准之神速,资金到位之快捷,是丹东市基建项目前所未有的。但此时筹建工作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一是原设计超标准,造成资金缺口太大。1985年5月,张自栖市长出面邀请北京建筑设计院著名建筑设计专家张缚设计新馆。张缚曾参与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是建筑设计界老前辈。他设计的馆、塔、全景画三位一体的塔楼式建筑,总高度为81米,总建筑面积为14600平方米,总投资概算1500万元。这比同年8月23日丹文字〔1985〕85号文件《扩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设计任务书》要求的设计总面积为8800平方米,总投资1100万元,超出计划很多。因此,省计委审查时,认为规模大、投资多,与已筹集到的资金相差悬殊,所以没有审批通过,工程无法进行。
  二是新馆用地悬而未决。纪念馆的馆址按要求应该具备交通方便、环境安静、不受烟尘和噪声干扰、地势干爽、有利于文物保护,并有足够的用地条件。如果在一个新规划的城市里,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尚有可能,但对于依山面江的狭窄带状的城市丹东,市内用地非常紧张,要达到上述要求,实在困难。为此,市委副书记牟心海带着城建、规划、土地、计委等有关方面的责任人,在南到鸭绿江沙渍子,北到黑沟水库,东到九连城,西到四道沟的地域中,共筛选出28个地点。后经省、市有关领导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最理想的馆址是振兴区桃源山上。山上可用建筑土地60000平方米,其中18000平方米属于丹东驻军某部的军事用地。1984年10月,筹建办负责人赴京向洪学智汇报。洪学智说:“那是当年13兵团指挥所。可派人进去看看,如果没有用途,可给纪念馆作馆址。”并要求向沈阳军区汇报。1985年10月19日,我们向沈阳军区后勤部汇报。翟忠禹部长和聂吉从参谋长通电话后,回答可以拨给。可是,在伐树后进行三通一平时,驻军某部立刻叫停,原因不得而知。
 
位于沿江街16号的安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三是误传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胡耀邦访朝回国途经丹东时,在听取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纪念馆和国宾馆建设情况时指示:“国宾馆要建在沈阳。”然而,军区主要负责陪同的人没有分清纪念馆与国宾馆的区别,误听为把纪念馆移建沈阳。由于地方政府不便于为此向上请示、澄清,又加上国家文物局不同意将抗美援朝纪念馆改为中朝友谊馆,结果影响了工作进展。这就是造成市委、市政府原定1985年10月25日建馆奠基仪式无法按期举行的主要原因。
 1990年10月24日,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左二)为抗美援朝纪念馆扩建工程奠基
  1987年初,就筹建纪念馆一事,我请示了时任市委书记的刘仲文。他在听取我的汇报后说,你现在是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筹建工作,要注意掌握好分寸。对于抗美援朝纪念馆建在丹东还是沈阳,上面个别人有不同意见。所以,你在工作时,不可粗心大意。军地关系、上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搞清楚。还有,工作动作要适度,既不能太急,也不可中断。现在国家几度下令停建楼、堂、馆、所。有人说纪念馆不包括在内,我看也不一定。这就是我们当初叫“扩建”、而不是叫“新建”的原因。叫扩建有进有退;叫新建,一句话就可以抹桌子。你这项任务不好完成,千万小心谨慎,如有差错,这项工程很可能下马。
  老书记的深思熟虑是有根据的。为此,我于1987年11月26日邀请国家文化部总建筑师常学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处处长夏书、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周士琦和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邓林翰等专家参加抗美援朝纪念馆选定新馆址和设计方案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勘查过的几个地点,最好是桃源山上。第一,根据纪念馆的性质和发展要求,不管城市今后怎样发展,纪念馆都应该在市中心,交通方便,便于群众参观,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第二,桃源山上有当年志愿军十三兵团指挥所。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唯一的历史遗迹。它既有历史价值,又能代表学术水平,与纪念馆融为一体,是馆址最好的地方。
  专家们认为,如果桃源山部队占用的那块土地争取不成,解决不了,也可以选在锦江山公园那块平台地方,只是用地面积小点,要安排得紧凑点。
  对于张缚主持的设计方案,专家们认为主要设计思想不实际,馆、塔、全景画一体的主体工程高度为81米,象征“八一”,这同抗美援朝联系不起来。八大柱代表八大军种,解放军只有海、陆、空。搞的3台6层代表伤亡36万志愿军将士,也不合适。另外,设计陈列使用面积太小,造价太高,资金缺口无法解决。
  当时,我想通过专家们的嘴去说服上面有关领导:一是新馆必须建在桃源山上,请驻军予以支持;二是否定张缚设计方案,另选设计单位设计。邀请了哈建工邓林翰教授参加研讨会,即是伏笔;三是专家们的意见不是一级政府的指令。会议纪要送上去,投石问路,一旦上面有关领导有不同意见,筹建办顶着,不牵涉到地方政府,留有余地,与之周旋,真要向我问责,市委、市政府领导可以出来说话。
  1988年初,我和纪念馆馆长于波进京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汇报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和筹建工作遇到的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的困难。赵部长立刻表示:建馆是给部队树碑立传,应该积极支持。并要求以丹东市政府的名义给沈阳军区写报告,抄送总后勤部一份。
  同年1月31日,市政府《关于请示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建设用地的报告》呈送沈阳军区。7月5日,沈阳军区以〔1988〕后营字第570号文件,送给丹东驻军某部上级。批复中说:“同意丹东市在一九一师营区(桃源守备山)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10月17日,沈阳军区又给丹东驻军打电话通知:关于地方扩建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报告,军区首长已批,同意地方意见。还要象征性的兑换。丹东驻军某部首长批示:“军区首长同意,我们坚决照办。”
  “象征性的兑换”?上哪儿找一块合适的土地兑换?我和张汝明副市长及有关方面领导又在丹东市跑了一遍,结果也没有如愿以偿。1989年8月30日,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率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访朝回国途经丹东时,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向秦部长汇报了纪念馆扩建工程遇到的困难。这位原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看到纪念馆还收藏着他在上甘岭坑道里和指战员谈话的珍贵照片时,感慨万千。回京后,他立即向军委报告,建议军委召开会议。军委办公会议决定:这项工程由军委办公厅协调过问,由辽宁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军区负责。省委、省政府决定由副省长陈素芝主抓。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对几年来悬而未决的建馆用地明确表示,要全力支持。至此,纪念馆扩建工作终于出现了转机。
  1990年10月24日,抗美援朝纪念馆奠基典礼在丹东市桃源山上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领导,省委、省政府、沈阳军区的领导和首长参加了奠基典礼。
 
1993年7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为抗美援朝纪念馆开馆剪彩
  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是由以邓林翰为首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设计组设计的,由纪念塔、陈列馆和全景画馆组成,总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气势雄伟的纪念塔高53米,寓意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塔身正面镶嵌着邓小平1991年9月19日题写的“抗美援朝纪念塔”7个2米高的镀金大字,面向鸭绿江。陈列馆是幢精巧别致的三层建筑。全景画馆采用钢筋砼园形筒体结构,高28.4米、直径44.6米的大空间建筑,面积为3148平方米,分两层,内设电动转台。全景画是周长130米、高16米的悬挂的大幅油画《清川江畔围歼战》。
  1991年5月4日,市委、市政府组建抗美援朝纪念馆扩建工程指挥部,市委副书记李双和任总指挥。我从市委党史研究室抽调到指挥部担任征集组组长,负责建馆的资金筹集和文物征集工作。这时,纪念馆的扩建工程所需资金缺口仍是很大。同年5月20日,辽宁省计经委在《关于扩建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设计任务书的批复》中指出:“工程总投资2987万元,其中资金来源:省525万元,沈阳军区500万元,国家计委和中央军委已于1985年拨款400万元,申请国家再补助1500万元。投资包干使用,如果超支全部由丹东市自行筹措解决。”当时,国家、省、总后勤部和沈阳军区共拨款2250万元。前期工程为了争取早日立项,因省里的审批权限又在3000万元以内,2987万元的预算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立项后审查方案时,各方面的首长又提出了一些较高标准的要求。所以,在施工图设计编制预算时,尽管再三压缩附属设施,也没少于5000万元。这就是说,按扩初设计概算已有较大的超支,实际存在2000万元的资金缺口。省计经委《批复》中,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含义就在这里:向国家伸手那条路被牢牢地堵死了。
  2000多万元,对于早已捉襟见肘的丹东财政是无法解决的。在第一次扩建指挥部全体会议上,总指挥李双和对我说:“我们不发动群众,也不向企业摊派,只宣传建馆重大意义,总会有人自觉为建馆做贡献。”我点点头说:“我相信,为志愿军将士和英烈树碑立传,中国人的血总是热的。”这样,我带领征集组的同志,到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共筹集到资金990万元。其中沈阳军区500万,空军200万,海军40万、北京军区60万,南京军区50万,济南军区50万,兰州军区40万,广州军区50万。在筹集资金过程中,许多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1991年12月14日,我和一九一师离休的杜相国政委及征集组李玮琳飞抵兰州。第二天,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宝华少将接待了我们。他说:“我们军区地处大西北,比较困难,预算外收入少,部队很多营房都是50年代的,根本无法和其他军区比。但是,我们再困难,也要表示我们的心意。具体怎么办,等我向首长汇报研究后,再告诉你们。”1992年春天,我得知兰州军区决定赞助40万元时,真是感慨万千。
  到济南军区,接待我的是文化部干事马正健中校,典型的山东大汉。齐鲁文化塑造出来的军人,刚直而质朴,说话办事,连弯都不拐:“军区首长过去不知道建馆的事,现在正在开会。叫我向你表示,虽然不能和有的军区比,我想不会少于兰州军区,等明年计划安排完后,就可以定下。”
  曾是军人,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战俘,“文革”中又成了“牛鬼蛇神”,当时是北京东坡餐馆经理的张达同志,虽然遭到20多年不公正待遇,40多年后,当他得知丹东要建抗美援朝纪念馆,将6673元寄到指挥部。1993年7月,纪念馆开馆时,作为志愿军老战士代表,他应邀参加开馆典礼。期间,在辽东宾馆我问他:“6673元有什么含义吗?”他说:“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有两万人被俘,其中14000人被裹胁到台湾。6673人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祖国大陆。这6673元一人一元,代表他们的心愿。”
  在丹东市军民个人捐赠热潮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丹东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两位老人。她们冒着冰天雪地,互相搀扶着,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扩建指挥部征集组,献上200元,她们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工资收入,这200元实在拿不出手,就算一点心意吧。”我说:“感谢你们。”老人说:“感谢什么?虽然我们和你们信仰不同,但是,爱国都是一样的。”
(本文原载于1996年由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历史的见证》(内部出版),作者时任丹东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抗美援朝纪念馆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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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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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经市政府批准,抗美援朝纪念馆于2014年12月29日闭馆,停止对外开放。重新开馆时间另行通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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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纪念馆是全国、全军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历史和抗美援朝运动的国家级重大战争纪念馆。根据抗美援朝纪念馆改扩建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充实丰富馆藏文物和史料,更加全面生动详实地反映抗美援朝历史,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现诚向国内外广泛征集抗美援朝各类文物史料。